1905年12月，清政府正式派載澤、戴鴻慈、端方等五大臣赴東西洋考察憲政。憲政考察團兵分兩路，戴鴻慈、端方一路，載澤、李盛鐸、尚其亨一路，均經日本、美國、歐洲沿途考察。由隨員分別擔任調查事務，「各就所長，悉心採訪，或查學務，或查財政，或查裁判，分途並出，俾以短期而收速效」。顯然，只有精通外文又熟知外國政情者深入調查、採訪、考察，才能真正取得實質性效果，在當時，留學生便成為參隨人員的首選。

清朝考慮推行憲政，也是時事的不得已。維新變法失敗後，正欲按照自己的意願整頓朝綱的大清朝接連發生了極其不幸的事件，先是義和團運動爆發，一幫頑固派昧於大勢，極力慫恿慈禧利用義和團「排外」，釀成庚子國難。慈禧攜光緒倉皇西狩，一路困頓風塵，顏面丟盡。痛定思痛，慈禧一面懲治壞事的頑固派官僚，一面急切地表達自己進行改革的決心。

1901年1月29日，逃往西安的慈禧太后表現出振作的姿態發布上諭，要求王公大臣、封疆大員「各就現在情形，參酌中西政要，舉凡朝章國故、吏治民生、學校科舉、軍政財政，當因當革，當省當並，或取諸人，或求諸己……各舉所知，各抒己見，通限兩個月，詳悉條議以聞」。[1]
1905年12月，五大臣考察憲政，戴鴻慈、端方一路在羅馬合影

慈禧太后的諭令發布後，朝臣和地方大員反應頗為強烈。在眾多呈上來的條陳中，兩江總督劉坤一、湖廣總督張之洞的聯合會奏引起了慈禧太后的注意。劉坤一、張之洞給慈禧太后上了三道摺子，即《變通政治人才為先遵旨籌議折》、《遵旨籌議變法謹以整頓中法十二條折》、《遵旨籌議變法謹以採用西法十二條折》，史家稱為「江楚會奏三疏」。它們的中心思想是，只有變法學習西方，才能積聚大量的經國人才，軍事才能強大，教案才不會發生，與各國簽訂的條約才能公平，礦務才能開闢，洋人也不敢在中國橫行，亂黨也才會平息。

慈禧閱罷，認為裡邊有很多建議是可以實行的。因此她要求根據輕重緩急「隨時設法，擇要舉辦」。

當年4月，慈禧太后就諭令設立了督辦政務處，由奕劻、李鴻章等重臣負責督理。自此，慈禧太后主導的「新政」開始上演。雖然慈禧太后在人們的眼中是一個專橫、陰險、斂權的女人，但是實事求是地說，庚子之後的新政並非全無可取之處。慈禧太后推行的「新政」與康黨的維新變法相較有很大的區別。它既能夠使朝廷中的保守派和洋務派都能接受，也更適合當時中國的國情實際，更具有實踐意義。

庚子之後的新政，在政治上借鑒了維新派裁汰冗員的思路，設立外務部、商務部、學部、巡警部、郵船部等新的政府部門，意在變革傳統的六部體制；經濟上，在維新派提出的獎勵工商、發展事業的基礎上，制定了《商人通例》、《公司律》、《破產律》、《商會簡明章程》等多種經濟法律，為工商業的發展提供了保障；軍事上，在維新派整頓團練、改革八旗兵的基礎上，提出編練新軍，建設現代化軍隊的新主張；文化教育上，在袁世凱、張之洞的積極推動下，廢除了延續幾千年的科舉制度，使新式教育和國外留學成為潮流。
1910年第三次請求速開國會的代表合影

慈禧太后推行新政，是一種時事的不得已。在她發動維新政變後，國內外環境的巨大變化，使她不得不回到改革的軌道上來。庚子之後，慈禧太后痛定思痛，作為朝政大局的直接操縱者，她對新政寄予厚望，渴望通過變革給國人一個交代。但是列強的索要多端以及國內政治、社會的動蕩，沒有給她一個穩健改革的條件。

1904年，日俄戰爭爆發，彈丸小國日本戰勝了專制帝國沙俄。這個新動向使得國內外的輿論認為，這是君主立憲國（指日本）戰勝專制帝國的鐵證。由此，朝野上下很多人士開始認為中國的出路在於君主立憲。在強大的社會呼聲中，慈禧太后不得不把新政歸於憲政改革一途。

事實上，在慈禧太后西狩，要求王公大臣參酌政要條陳強國之策的時候，流亡在外的梁啟超已經認識到，立憲才是當時中國的出路。1900年8月，梁啟超為指導唐才常的自立軍起義，匆匆回國。但是，他回到上海後，自立軍起義已經宣告失敗。梁啟超啟程前往南洋拜見康有為後，又作澳洲之旅，到1901年才又踏上日本的土地。將近一年的海外之行，梁啟超親身體驗到憲政國憲政制度下的社會生活，認識到了中國的出路在於立憲。

1901年6月，梁啟超在《清議報》上發表《立憲法議》一文，說中國的出路在於憲政。所謂憲政，在他看來，就是統治者行使有限權力的政治。在中國要限制統治者的權力，必須推行憲政。憲政還權於民，民有權才能保證憲法貫徹執行。

梁啟超在文中還詳細闡述了中國實行憲政的步驟和辦法。主要是敦促朝廷頒布諭令，宣布實行君主立憲，安定民心，派出朝中重臣考察憲政國政體經驗，設立立法局，擬定憲法。公布憲法草案，令全國士民討論，形成憲法定本，頒行天下。
慈禧太后

當時，慈禧太后雖然是情非得已地推行新政，但並沒有放鬆對康梁的通緝。這樣的情況下，梁啟超的主張就不可能對慈禧太后產生影響。而將立憲思想引入朝廷的是朝廷體制內的一些開明官員，特別是那些駐外使節，他們身居國外，親身體驗國外政體生活，其中一些人，提出了立憲主張。

梁啟超發表《立憲法議》的當月，出使日本的李盛鐸在條陳中就向慈禧太后提議實行君主立憲。李盛鐸在條陳中說：「查各國變法，無不首重要憲綱，以為立國基礎。惟國體、政體有所謂君子、民主之分，但其變遷沿改，百折千回，必歸依於立憲而後底定。」[2]

李盛鐸的這個條陳，在當時是否引起慈禧太后的注意不得而知。但是，1905年清廷派出五大臣出國考察憲政，李盛鐸就是其中一員。

讓立憲聲音進入朝廷，並最終影響朝廷的有一個人物，是狀元出身的著名商紳張謇。張謇和吳汝綸一樣，都不喜為官，熱衷於辦教育和創辦實業。他1894年高中狀元，但並沒有應朝廷的要求入朝為官，而是返回南通老家創辦教育，開辦實業，在這些方面，他倒真的有所建樹。

1903年，日本舉辦博覽會，一位日本友人邀請他前往參加，張謇接受了要求，在日本居留了兩個多月，考察了日本的政治、社會、教育等各個方面。這次日本之行，他的人生坐標也發生了很大變化，在致力於實業和教育的同時，他也積極呼籲朝廷實行憲政，並成為江南立憲派的首領。

1904年3月24日，出使法國大臣孫寶琦也奏請朝廷立憲：「欲求所以除壅蔽，則各國之立憲政體洵可效法。」「應仿英、德、日之制，定為立憲政體之國。」[3]

當時，孫寶琦還給載澤、端方、張之洞去函，請求他們說服朝廷立憲。張之洞本來就是立憲的積極支持者，他為此找到了對日本憲政有所了解的張謇，請他代為起草立憲奏章，當時參與起草的有趙起昌、湯壽潛等人，都是張之洞的好友。晚清中國
清政府頒布立憲，信以為真的民眾彈冠相慶

奏章經過六七次的修改，方才定稿。張之洞想拉上袁世凱一同向朝廷條陳此事，便讓張謇找袁世凱商量。袁世凱曾經是張謇的學生，後來因為政治立場不和，他痛罵過袁世凱，二人已經多年不相往來。此番有求於他，張謇也只好拉下面子給袁世凱寫信，希望他效法日本的伊藤博文、坂垣主持立憲。但此時的袁世凱並不熱心，善於投機的他在觀望，因而，回復說「尚須緩以竢時」。[4]袁世凱沒有答應，張謇又找到時為軍機大臣的瞿鴻禨。瞿鴻禨對立憲十分感興趣，態度也甚為積極。當年9月，張謇又找到兵部侍郎鐵良，將自己刻印的《日本憲法義解》和《議會史》送給他，希望他對朝廷產生影響。1904年的後半年裡，張謇積極活動，拜訪各路大臣，暢言立憲。在社會各界的積極推動下，朝廷中形成了一股聲勢浩大的立憲力量，載澤、張之洞、端方、瞿鴻禨都是憲政的積極支持者。

1905年5月，日本海軍在對馬海峽全殲沙俄太平洋艦隊，日本指揮官是東鄉平八郎，這個自詡為「一生伏首拜陽明」的海軍統帥，書寫了立憲國戰敗專制國的歷史。這一戰，使得清朝朝野上下出現了越來越多的立憲呼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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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考文獻：

[1]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：《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》第 26 冊，第 460 頁，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 年版。

[2]候宜傑：《二十世紀初中國政治改革風潮》，第 28 頁，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。

[3]候宜傑：《二十世紀初中國政治改革風潮》，第 49 頁，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。

[4]《張謇全集》，第 6 卷，第 865頁，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4年版。